（2008-08-19）

● 陈子帛

　　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件近期有进一步发展，随着案件调查的逐渐深入，冰山一角之下的诸多不法行径或将公诸于天下。可以预见，案件将在台湾政坛上掀起持续的政治风暴。对甫刚失去政权、尚在疗伤止痛、寻觅再出起点的民进党，冲击和伤害显而易见。

　　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，陈水扁涉嫌贪渎洗钱的案件调查，很难无疾而终；在本土政治势力，犹如李登辉、台联党、台独大老、民进党竞相表态和陈水扁作政治切割之后，陈水扁也很难再获得任何政治力的声援，甚至于来自党内嫡系的精神支持与声援都已成为绝响。

“台湾之子”身败名裂

　 　这一位长期披上“台湾之子”外衣的政治领导人，因缘际会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，甚至一度成为寒门子弟攀登政治权力巅峰的样板，而今竟然因为纵容包庇家族贪 渎舞弊不法，而极可能锒铛入狱，成为阶下囚。这种跌宕起伏的人生，会成为华人社会政治教科书一个典型的个案，毕竟陈水扁所经历和所走过的路，其影响折射，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，在两岸四地互动如此紧密的当下，已无法局限在台湾岛内。

　　也因此，陈水扁家族对于华人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，早已远远超过菲律宾的马可斯政权。马可斯，毕竟是另一个国度的人，而陈水扁或者类似陈水扁的人，却生活在我们身边，栩栩如生如同任何高清新电视画面。

　 　民进党与陈水扁长时期维持一种利益互动关系的“共犯结构”，党内主要派系迷恋或依赖陈水扁的政治影响效应，在执政之后，无论是台湾现行的总统制，抑或是 民进党内部，对陈水扁的政治权力缺乏最起码的监督和制衡，坐视陈水扁在权力场上的张扬、吴淑珍任人用事问题上的跋扈。另类的造神运动，催谷了陈水扁的利欲 膨胀，即使在反贪腐为主题的红衫军倒扁运动中，民进党不仅未能在关键时刻“割袍断义”，作出必须的切割，反而持续作出挺扁姿态，为其后失去民意支持、最终 丧失执政地位做了铺垫。

　　“共犯结构”还包括台湾长期存在的政商勾结、利益交换的错综复杂关系。官商勾结，政商勾结并不是民进党政府的专利，而是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现象。所谓在政治上的“西瓜偎边”，其实正是这种“共犯结构”在不同政治转变时期的写照。

　 　在实行政治选举制度的区域，所谓的政治献金或者叫政治捐输是常态现象。尤其是在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和制衡之下，政治捐输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显性投 资。投资是需要回报的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，这已不再是“潜规则”。迄今为止，台湾社会这种政商勾结利益互动的现象，仍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。陈水扁之所以 被揭发，除了社会舆论持续不懈的揭弊、媒体的穷追不舍之外，来自瑞士银行和国际反洗钱组织的外力指控是主要外因。这也说明，从内部彻底破除此类“共犯结 构”的气候和条件仍未臻于成熟。

制度缺陷与舆论监督不力

　 　九十年代以来，亚洲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转型，在终结形形色色军事政治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之后，无一例外先后经历了政党轮替的过程。人们也发现，和前 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“第三次民主浪潮”一样，新的执政党和主要领导人陷入个人、家族、统治集团贪污腐败、经济不振，社会混乱的政治症候群之中。韩国的卢泰 愚、全斗焕、金大中为最典型，而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、巴基斯坦等，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类似的政治现象。

　　台湾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，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发展变化，尤其是民进党的执政以及失去执政地位的全部过程，均呈现出“第三次民主浪潮”理论的相似和近似现象。

　 　在台湾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，备受诟病的“黑金政治”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民进党作为新生的本土政治势力，八年前之所以获得选民 的支持，是因为它的“本土、清廉、革新”的诉求获得了人民的认同，并期待有一个与旧时代执政者迥然不一的清新政治形象。

　　但事与愿违，陈水扁主导的民进党政权，在过去八年间，政商勾结、利益输送、贪污腐败，比当年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中以陈水扁家族的贪渎为最。如果不是来自海外的司法调查证据，陈水扁家族恐仍将继续逍遥法外。

　　陈水扁家族以及民进党核心人物的贪渎腐败，和国民党时期的“黑金政治”，在制度性的共犯结构上一脉相承，这也是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“不完全性”，也难于避免一般发展中政治学的规律。

　 　民进党虽然也有中央评议委员会，亦有廉政委员会，但受制于台湾本土认同的政治狭隘性，最终失去人民信任，失去执政地位。这一切也说明，在缺乏足够制度制 衡、舆论监督以及廉洁廉政氛围之下，切实有效制止官商勾结、黑金政治、特殊利益集团、权贵资本主义，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之下，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　　当“台湾之子”风风光光、甚嚣尘上之时，没有人会想到他也有今日众叛亲离的下场。这位政治上的“麻烦制造者”，无论官司结果如何，已经成为华人社会政治发展变迁历史过程中最典型的反面教材。这一点似乎可以提前盖棺定论。

·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